[44]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是通过省管县来减少财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
在拉伦茨看来，这些条款在语言上虽是完整的语句，但作为法条却不完全——它们或就构成要件，或就法效果的部分，指示参照另一法条，[72]而当作为指示对象的规范阙如时，这些法条本身也就丧失了规范结构的完整性。[5]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同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制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本文的关注核心。
此后，1975年宪法第3条、1978年宪法第3条和1982年宪法第3条均对该原则继续予以明确。适当的法律解释既是澄清规范意旨的关键路径，又能巧妙消解规范滞后性与制度实践发展的张力。根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第六段的规定，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立法，该法对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问题的考虑强调框架性与全面性，这就势必导致其对具体央地关系制度的细化规制不足。[32]参见郑毅：《论上下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法律调整》，《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56]第四，地方自治立法属性导致其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划分问题鞭长莫及。
[12]其二，在实践层面，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典型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系列白皮书均对此赋予了生动注解。最后，作为远景目标，可考虑适时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的出台。法学不应该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径行价值上的判断，也不应该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而简单否定宪法的正当性[50]。
经第一部分梳理，可以明确，1795年法国共和三年宪法最早规定了公民义务，即服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纳税义务以及兵役义务，并称为基本义务的四驾马车 [59]。且该法律须达到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其三，基本权利限制必须通过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但是对于纳税义务、兵役义务等古典义务类型，鉴于其涉及对公民财产的无偿剥夺以及公民生命的奉献牺牲，如果一定要把比例原则适用于它的具体形成，其结果不是基本义务违宪，就是大幅降低比例原则的审查标准，而使基本权利的规范力被拉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58]。比如，就纳税义务而言，有学者曾表示，市民先天的纳税义务无法代替具体的税法，前者作为潜在有效的团结义务，通过法律具体化为共同体的责任承担，它们无须证立，只需要履行 [76]。
以此为依据，保廷梁在其《大清宪法论》中厘定了臣民之义务的基本类型，包括服从国权之义务、当兵之义务与纳税之义务，[11]从而初步构成了我国早期宪法学对于公民义务讨论的主要内容。这一解释方案亦可得到了韩日等国相关宪法条文的印证支持。
另可参见魏亚坤：《万国公法中和制汉语词汇的词源分析》，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3期。[54]由于这一解释模式巧妙地消解了基本义务对公民积极课负的特征，而代之以基本权利保障的规范目标，因此逐渐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青睐。对比这两个时期的公民义务，笔者认为，承袭自法国传统的义务类型，无论是兵役义务、纳税义务还是服从义务，其主体往往是抽象意义上的公民，其价值取向往往涉及国家之建构与维系，故而与理论上源于自然法而先于国家存在的基本权利有着本质区别。正如保罗·卡恩所言：法治就是人民主权者加于自身的秩序[74]。
此法虽粗疏简陋，难免管中窥豹，然公民基本义务理论研究之式微亦可见一斑。关键词: 基本义务 宪法义务 法治国家 基本权利限制 具体化 一、 引论 2015年11月至今，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十余起青年因拒服兵役遭受处罚的事件，引发社会热议。（三）基本义务的内涵证成 基于该内涵，则基本义务不再被视为与基本权利高度相关的同一性概念，抑或是从属于基本权利规范体系的基本权利限制，而具有了规范上的独立品格。以上所使用的必须，不仅有规范上的应当之意，更强调了宪法作为根本法、最高法的一种至上性、优先性的意涵。
如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一）作为基本义务具体化前提的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以法秩序为国家运行之根本，凡涉及对于个人自由之干预，必须以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为依据。
[69] 参见张晋藩：《中国宪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上述几种观点所引起的争议，与现代宪法背景下公民义务范围的扩大不无关联。
其中以基本权利为题，得论文568篇。参见杨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75-104页。与此同时，后者作为在特定时期被上升到宪法层面的义务规范，它的规范内容与价值意涵完全来自于宪法的创设，其义务范围需要法律来说明，效力来自实在法的规定[60]。否则它将陷入官逼民智的境地，不合比例地侵犯公民的选择权。[40] 参见姜秉曦、张翔：《基本权利研究30年》，载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宪法学三十年（1985-2015）》，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67]十年之后，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的中再次胜出，国人受到的已不再仅仅是冲击，而是深深的震撼。
[68] 这一逻辑借助严复所译之《天演论》的广泛传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支撑下，深入人心，并逐渐形成了我国宪法史中宪法—富强的实践范式。其一，基本义务作为一种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属于一种积极作为，而基本权利限制强调个体对于合比例的国家公权力以及他人基本权利行使所予以的容忍，属于一种消极不作为。
3． 基本权利限制论 为了确保宪法权利保障书的纯粹地位，在以权利保障为导向的解释模式的影响下，有学者对基本义务否定论做了部分修正，换以一种基本权利化的解释倾向，将基本义务视作是基本权利限制。再以公民纳税义务为例，在对其核心决定进行具体化的过程中，虽不受比例原则的审查，但它的形成当然仍须符合宪法第33条第2款所规定的平等原则。
欲达此生存之目的，必须为社会尽一部分义务，为使个人之义务能充分之表现，始有客观权利的产生。在整个基本义务规范体系中，宪法文本中所采取的表述主要为判断句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的义务，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故而，可以想见，社会主义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该意义脉络出发，则第53条的规定不仅有公民应当遵守法秩序的规范内涵，它还强调了该法秩序在国家运行过程中的优先性。而20世纪以来现代宪法的新纳义务类型则称之为一般宪法义务。同前注⑥，韩大元书，第716-717页。
对于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笔者认为最恰当的表述应为：两者处于同等的宪法位阶，互不统属、唯有调和。[6] 参见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9页。
所谓基本权利限制，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对权利主体的行为和法益的限定和制止，广义的限制还包括对于基本权利的剥夺和禁止[52]。其在内容上不出于以形塑国家而要求公民履行之兵役义务、纳税义务以及服从国家或服从法律之义务，由此构成了三项古典义务类型。
基于契约论的根本出发点，规定公民义务是法律的任务，宪法的任务则是防止这些法律过分侵犯任何理性公民都不可能同意放弃的基本权利。[75] 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9页。
我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对于这一层面的义务内涵，直至今日，学界仍从其与基本权利的关系着手予以界定，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相关章节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334页。（二）公民基本义务的内涵界定 前述诸观点之所以存在种种偏颇，笔者认为，就其根本而言，在于没有意识到现代宪法背景下，基本义务的概念实际上已涵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义务内容，故而需要对其予以进一步地类型化。
[52] 汪进元:《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47页。[1]由于该事件在根本上涉及对宪法第55条兵役义务的理解，属于公民基本义务的范畴，随即为宪法学界所关注。
严格说来该部分均属于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的范畴。2． 基本义务否定论 基本义务否定论提出于21世纪初。
对于现代宪法学而言，所谓基本义务之基本，乃其关涉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和所有国民的生存[61]。因为，彼时中国制宪之第一要务恰恰在于解决制宪的前提，即建国问题。
